一个女导演就是这样炼成的

Original 周夏电影山海经 2021-04-29

上海艺术电影联盟“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影展”的“上影经典20”单元里，女导演史蜀君有两部作品入选，分别是《女大学生宿舍》和《夏日的期待》，这两部影片在今年也分别迎来了35周年和30周年公映纪念，因此这两场放映格外具有纪念意义。

10月20日星期六下午1点半，《夏日的期待》在天山电影院放映，观众除了观看到数字修复版正片外，还看到了映前导赏视频、映后张杨、金炜、王佳宁、袁鸣录制的向观众致意的视频、史蜀君的女儿严茂写给观众的信以及影评人姜为力的现场讲解。

10月27日星期六下午1点半，《女大学生宿舍》在天山电影院放映，观众除了观看到数字修复版正片之外，还看到了映前导赏、史蜀君的女儿严茂写给观众的信以及影评人姜为力的现场讲解。

这两场放映都试图在有限资源下把原作精神最大限度地完整传递给新一代观众，因此策展人妖灵妖除了在线下安排了这些放映辅助内容之外，还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学者周夏取得联系，获得了史蜀君生前关于《女大学生宿舍》和《夏日的期待》的访谈文章的转载授权，分两次刊发，让新一代观众更全面地对八十年代中国电影拍摄环境以及史蜀君的导演艺术有更深入的了解。上周末发布了关于《夏日的期待》的访谈，今天发布关于《女大学生宿舍》访谈：

周夏：您第一个电影剧本《女友》，讲的什么故事？

史蜀君：一个爱情故事，讲一个干部子弟跟他女朋友的故事，我一直酝酿着要拍。但是上影厂没有用，最后是河北电视台把它拍成电视剧了，得了中国电视剧评选的第一届优秀电视片奖，那时候没有金鹰奖，相当于金鹰奖。没有多久，厂里就说，有一个片子你可以拍，就是《女大学生宿舍》，我短片没有拍，就直接拍长片了。

周夏：具体是怎样争取到的？

史蜀君：我们第二创作室的主任吴绍伟，是舒绣文的前夫，他是一个很有资历的老电影人。他其实对我蛮好的，但就是他让我继续做副导演，我就跟他吵了一架，吵了一架我看见他就很难为情，不太好意思，我正想着要给他道歉呢，他说下面有一个戏，一个机会，你可以去争取一下，就是这部《女大学生宿舍》。但是最早的剧本是很糟糕的。这个剧本本来是给宋崇的，但后来厂里又给了他一个关于老干部的剧本，他们觉得那是重大题材，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题材给了我。

周夏：最初的剧本是谁做的？

史蜀君：是小说作者喻杉和我们厂里一个年纪蛮大的老编剧合写的，它本来是一篇短篇小说，他们就把它编成一个因果关系非常明确、戏剧性非常强的剧本。剧本写得很陈旧，很落俗套，比如说，主人公跟男朋友讲到未来的时候，树上就出现一对鸟，类似这样的镜头，我就觉得很俗气，无法接受。但这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不接的话也许我会好多年没事干。电影厂还有很多准备提拔的副导演，要轮到我是很难的，机会很少。我就接了这个剧本，然后我就跑了很多大学去征求意见，带着这个剧本到北京去，到了北京大学，我请他的学生会宣传部长，帮我把这些剧本散发到大学生里面去，让他们看，看完了提意见。我就在北大宿舍住了一夜，啃了几个冷窝窝头。第二天早上左等右等不来，快中午了，那个学生会的宣传部长捧着二十几个本子跑过来说，他们不肯来，他们说“不值得谈”，我当时一下子就晕了。那时我借住在母校中央戏剧学院，住在同学曹其敬的宿舍里，她那时在中戏做老师，还有个年轻女作家叫张辛欣，是中戏导演系的学生，她看完了以后就跟曹其敬说，你告诉史老师，这个戏要拍砸的。然后我又到北师大找一个叫王金陵的文学教授，跟我关系蛮好的，她的爸爸叫王昆仑，曾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她看完了也是从头到尾给我数落了一通，然后我就非常沮丧，而且我觉得眼看着这个机会就流失掉了，因为我不可能去冒这个风险，拍砸以后情况会更糟糕，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拍片子了。我们有个北电毕业的导演就拍砸了一部戏，五年坐冷板凳。

没办法，我又带着这个剧本到武汉，在武汉大学我呆了有一两个月。80年代初的大学非常活跃，那时候有很多社团，有文学社团，有思想社团，我自己去找那些大学生看剧本，不断提意见，然后找他们的文学老师一起讨论，我们交流得非常充分。我每改一稿都让他们看，尽管他们的意见很尖锐。我就住在武汉大学的招待所里面，把自己关在里面。我先生来信说“春天来了，校院里的樱花都开了吧，不要着急，希望会降临的”，他一直在给我打气，苦闷了一段后，我又重整信心，根据当时武汉大学生对新时代的激情，对自身责任的追问，对陈旧教育思想的批判，还有他们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改了一个剧本，百分之八十的戏都重写了。武汉大学非常漂亮，有山、有湖、有水，有浓荫华盖的梧桐树，沿石梯而上的图书馆、宿舍区，非常美，我把这些都写了进去。还有许多场景，包括宿舍里的戏，上课的戏，晚会上的戏，还有大学生议论未来的戏，在草地上谈理想的戏……这些“块状的戏”都是我重新组织的，原剧本是一种锁链状结构，讲究沿着主干发展，讲究上下因果，编剧的人为痕迹很重，生活气息却很少。我在写导演本的时候把它打散了，解构了，变成板块式的了，我想挑战一下传统的戏剧性结构，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形散神不散”，当时这种编剧法应该是比较新的，也还禁得住时间的考验。有时候表面上看，这一块戏也许跟主干不搭嘎，但它是大学生活的一个侧面，扩展了容量，把大学生的生活面反映的比较充分，最后也得到了观众和专家的认可。

那时候，住在招待所的人对我都侧目而视，都觉得我这个女人是不是神经上有问题，整天关在里头，很少出来吃饭，也不跟任何人交流。后来那个原作者喻杉，她的爸爸说“应该让史老师挂名，她贡献很大”，就是要我作为编剧挂名，后来我没有同意，我主要是做导演，我就没有兴趣挂这个名。

周夏：您一个人跑了很多大学，费用是厂里支付的吗？

史蜀君：是的。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厂里出的住宿费和交通费，那时候很少的，一天大概几块钱生活费。

周夏：徐桑楚老厂长非常看重剧本，这个剧本他是什么态度？

史蜀君：当时我拿着改好的导演工作本到杭州看外景，徐桑楚正好在杭州疗养，我不敢把剧本给徐桑楚看，后来我们有个道具师傅小刘说“你怕什么？！”，一把抢过去交给了徐桑楚，徐桑楚看了以后说“很好嘛，就照这个拍”。徐厂长给予了很大的肯定，我才有了一个定心丸，但当时他是承受了很多压力的。当初定我拍这个戏的时候，厂里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其中有一种反对的声音就是说我出身不好，我没想到，八几年了，四人帮早打倒了，还要拿我的家庭出身说事儿，以此来压制我。三个女副导演，她们都是山东南下干部，跑到党委书记那儿告状，说徐桑楚立场不坚定，不应该启用我。徐桑楚气得拍桌子了，他说：“我一个厂长，我用个导演的权力都没有吗？！”硬把她们顶了回去。所以等我第一批样片出来以后，徐桑楚看了以后非常高兴，他说“一块石头落地了”，可见他顶着多大的压力。同时，他还担了很大的风险，电影是要花大价钱的，尽管那时候就花了三十几万，但也是很大的一笔钱，所以徐桑楚非常看重我这部电影，他对我以后的成长一直是呵护有加。他去世以后，我，包括很多主创作人员都说“再也找不到徐桑楚这样的厂长了”。追思会上，我当着很多现任厂长的面，我说：“桑楚的这种精神，我希望你们能够继承下来，大家之所以这样的怀念桑楚，是因为他很看重人才，从不掺杂自己的利益。”他老觉得这些人才是我培养出来的孩子，他不会跟你争名誉，有的厂长就私心很重，完全不一样。

周夏：剧本通过了，剧组是如何搭建的？

史蜀君：厂里就给你搭配好了，就像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一样的。给我的摄影师叫赵俊宏，这部戏我们合作的非常好，后来所有的电影我都是跟他一块拍的，这也是一种缘分，《庭院深深》他得了摄影金鸡奖。他是（上海）电影学校毕业的，工作非常钻研，比我有经验，拍戏时帮我分担了很多，一个镜头往往要花很多功夫，他会去找很多角度给你看怎么样，赵俊宏底下有得力的照明班子。我的美工师也非常好，他下面的制作、道具、服装也都很优秀。还有我的副导演，创作上我们非常默契。拍电影，一个好的团队非常重要。因为电影很容易发生矛盾，如果合作的非常好，就回避了很多矛盾，精力就可以集中在戏上；另外他们对导演的想法比较理解支持，这个很难。我们合作了很多年，电影界很少有这么牢固的班子，当然别人也说了，你如果换班子，风格可以变，或者是会吸取更多不同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没问题，因为我有改变风格的想法时，告诉他们，他们都很适应，我们这个摄制组在厂里很有名，抱团和创新意识很强。我非常感谢他们，所以现在每年过年都邀请他们作为贵宾到家里来，副导演辜朗辉到澳大利亚去了以后，聚会时一定要打电话来问候每个人，他很想念这个温暖的集体。

周夏：您有什么相处之道吗？

史蜀君：第一次拍戏，我就把姿态放得很低，我就告诉他们虽然我是导演，但我是学生，你们是老师，你们要教我，他们也确实很好，非常直率，我镜头不对时，他们会给你改正，告诉你怎么样。另外，应该感谢的是，在追求新理念、追求高品质方面，每个部门都很辛苦，付出很大代价。相处之道应该是真诚和尊重吧。另外，在摄制组里营造大家庭的感觉很好。有一次逢中秋节，大伙很想回家团聚，我说今天下午放假吧，制片不同意，我收拾好剧本就走人了，后来大家常念叨这事儿。还有一次，记得是霍利菲尔德和泰森拳击争冠，大家很想看，我就停机两小时，让大伙过过瘾。这点时间，怎么也补得回来，但这次比赛也许是他们一生都难忘的事……。

周夏：从接手这个剧本到开拍，您准备了多长时间？

史蜀君：准备了三个月的时间。重写剧本，然后写导演工作台本，再到分镜头。我开始不太会分镜头，后来我的摄影师和美工师说，我们先给你分一段，他们就给我分了一段，我再把他们分的镜头，重新捋了一下，我心想就是这样的，后来我说行了，以后我自己来吧，后来就越来越得心应手。最后，我觉得拍出来的样片还是比较理想，镜头组接也比较流畅。当时电影评论家陈剑雨采访我时，诧异地看着我说“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搞戏剧出身的人，第一部电影，镜头就运用得这么好”，我说我在下面还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哦，另外，许多艺术上感觉是相通的嘛。比如：舞蹈、音乐、绘画要有节奏，韵律，镜头也一样。重要的是，用心去体会。

周夏：当时演员是如何选定的？

史蜀君：当时女主角定的是罗燕，是我丈夫推荐的。罗燕当时是上海戏剧学院大三的学生，表演系的，她比同年级的年龄大一点，因为她在纺织厂做过女工。选罗燕的时候很有意思，她到我家里来了，谈了一会儿她就走了，当时我还没决定用她，我站在窗子里看她，她从我们家出去走到弄堂口，我就决定用她了，我觉得她走的时候那个背影很忧郁。

那个演辛甘的叫徐娅，有一次，偶然打开电视，看到她演的一个什么角色从二层床上跳了下来，节奏感非常好，很放松，一种忘乎所以、什么都不在乎的感觉，哦！就是这种状态，就这一秒钟，我就定了她，听说她本人好像就是干部子弟，也有点儿任性，好吃贪玩，后来她突然辞了电视台的工作，嫁了个比她大很多的人到澳大利亚去了。还有那个演班长的叫陈鸿梅，她后来在上影演员剧团当团长助理，真的当干部了。戏里会写诗的演员江一萍，后来到北京去念广播学院，当编导了。(戏里)从农村出来的演员李霞，她后来到了西北甘肃一个剧团，比较偏僻。而戏里戏外都心气很高的罗燕到了美国，当制片人了。她们以后的发展，好像跟我电影里面讲到的她们的未来很相似，有意思吧！她们的性格，外貌好像预示了她们的未来。那个罗燕是很有毅力的，她在拍《女大学生宿舍》的时候，就经常大热天一个人躲在帐子里学英文，为出国做准备。这几个人表演上都有些基础，比较本色，像学生样。

周夏：您是如何指导演员表演的？

史蜀君：主要把握一个度，导演既要管又要放，要点到为止。关键是你点的“启发词”要非常明确、准确，演员要能很快理解，引起情绪记忆，从而准确表演。管得太紧了，完全按照导演要求来做，她就太僵了，如果完全放开，让她自己去演，就有可能走调或出不来。这是蛮难的，要靠她们用心去体会，有些演员天生就有这种灵感，像周迅，一点就通，在镜头面前极其放松，有光彩，这种属于天才演员，不可多得。恐怕运动界的教练也会有这样的体会。镜头前我一般会很尊重她们的创作状态，“指点”大部分是“耳语”。

周夏：我印象很深的是，“女大学生”的校服很漂亮。

史蜀君：那是我的道具提出来的，按照上海交大的校服制作的，演员们穿上很有（大学生）“状态”，也很靓丽。

周夏：这个戏主要在武大拍的？

史蜀君：外景，实景主要在武大拍的。开学迎新是在浙大拍的，比较重要的元旦晚会的那场戏，在浙江大学图书馆的大厅里面拍的，7月份，很热嘛，然后又加上几个5000瓦的大灯照着，演员还要穿毛衣，因为是冬天的戏，夏天拍嘛，我们的照明师手上都烤出了泡。演员全都大汗淋淋，没有空调，然后制片就设法买些大冰块送进去，一会儿就化掉了。那场戏拍得很辛苦，但是很有意思，色彩很丰富，里面有哈姆雷特和阿Q,加上唐吉柯德什么的，他们之间的冲突，是一种中外、古今的文化冲突，颇有些现代戏剧追求的“穿越”味道，大学生很喜欢。

周夏：有搭景吗？

史蜀君：宿舍是搭的，在上影厂棚里搭的。但大部分是实景，因为那时候开始比较崇尚实景，内景总归有点假。

周夏：当时电影理论界很活跃，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史蜀君：当时我拿这个剧本到北京去征求意见的时候，倪震和韩小磊这两个好朋友看了本子就说，“你把它当青春片拍！”，是这两个人给我定的调子，我觉得定位定得非常好，我很尊重他们的意见。他们当年是电影界新理念的领军人物。所以我的那些镜头、气氛都是按青春片拍的。那时候我没看过什么青春片，但是“青春”这两个字对我影响很深刻，我当时就紧扣住“青春”两个字。

周夏：您是怎样理解“青春片”的？

史蜀君：“青春”的含义其实是蛮丰富的，青春片首先要还原年轻人的状态，表现他们的向往追求，他们内心涌动着的激情，年轻人之间的争吵友谊，他们跟老师的关系，以及他们跟父母之间的纽带关系等等，必须是带有大学生特点的，用镜头捕捉这些很重要。1980年代刚改革开放，他们的能量突然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学校里有很多社团，他们开始怀抱理想谈论国家大事，觉得责任非常大，而且要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什么的，这种东西很珍贵，我得一直浸透在我整个作品里面。还有，比如在上课的时候对于那种过去陈旧的教学方法的一种反叛精神，另外在晚会上，让哈姆雷特、唐吉柯德、还有阿Q这三个人在一组里面，让他们组合成充满喜剧笑料的中外古今文化冲突，年轻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就是各种不同的文化是如何撞击的，我觉得这个比较符合大学生当时的状况吧。另外还有女孩子们在水边，在那个小树林里面，谈她们的未来，她们的青春秘密，包括匡亚兰对她父亲的一种思念，当时因为父亲是右派嘛，她们对那场运动也开始反思。后来，因为奖学金没拿到，匡亚兰到江边去打工，女孩子们到处去找她，最后发现她在江边上拉板车，大家就过去帮他，那时候一句台词也没有，当时我们在江边上大概堆了有七八万块红砖吧，然后砖堆中形成了这么一个夹缝，摄影机从砖缝里面拍出去，班长和匡亚兰在一抹阳光下拉手和好，前景红砖很温暖，营造的气氛很好。这也是整个戏的结尾。

但是拍这场戏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武汉的最后几天，夏季的长江洪峰下来了，本来看好的地盘，被洪水淹掉了，我们再去复看的时候，我插了一个小木棍在泥里，大概一个小时不到吧，这个棍也整个淹掉了，所以我们原来走戏时定的方位都不对了。那么到底拍还是不拍，如果不拍，等洪水退的话，恐怕要很多天，我们回上海的票子已经买好了，要到上海重新找外景，重新技术掌握，很麻烦，那么只能现在拍。这是我第一部戏，制片主任就盯着我，几百双眼睛就看着我，当时对我是很大的考验。最后我决定说还要拍，所以在两个钟头里面，我就把剧本再重新改过，镜头重新分，整个调度重新弄，临时技术掌握，包括需要一些大的道具，江边要停一些船嘛，再跟他们商量。这场戏最后我还是蛮满意的。后来再拍别的戏时，我有过这个经历垫底，就不怕了。我觉得这部戏对我是蛮大的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一个考试，那么到底能不能及格，能不能达到我心里面定的目标，观众能不能满意，都还是未知数。

周夏：可能第一部戏，您的希望值没那么高，想着能及格就好，没有想到能得高分？

史蜀君：没有想到。因为拍这个戏的过程当中，有一次反精神污染嘛，从北京来的人看了我的一部分样片，他们觉得里面有些问题，回去写了两张纸，都是查出来有问题的意见。因为那时候还是比较“左”，我很担忧。整整两夜都没有睡好觉。

周夏：主要提了哪些方面的意见？

史蜀君：好像是这些大学生的倾向问题，思想太解放啊，早恋啊，对老师不够恭敬啊，不好好读书啊，还有穿牛仔裤、连衣裙，……反正很多，我记不太清楚了，我当时也不太同意，并没有改。最后等我这个戏拍完了，送到北京去，一点儿意见都没有了。所以做导演是蛮难的，谢晋也经常讲到这个问题，说中国导演碰面之后，第一句话就是问“通过没有”，一直就有一种压力，或者是一种束缚吧。其实我们这个年纪过来的人，不会拍一些对我们国家不利的戏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小心翼翼的去拍戏。

还有一次，《女大学生宿舍》第一次试放，征求观众的意见，是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当时有20几个工人评论员，一开始就数落我：“国家给了大学生这么多钱，让他们好好报效祖国，应该是又红又专的，电影里的大学生怎么这么堕落，怎么可以谈恋爱，怎么可以穿连衣裙，怎么穿牛仔裤……”当时，批得我已经就晕头转向了。然后我出去的时候，我问：“门在哪里”，门在哪儿都不知道了，整个要瘫掉了一样。大概就一两个人说好，大部分人都是劈头盖脑地乱批一通，那个时候的气氛还是很禁锢的，能够产生这部影片在当时也是很不容易的，我现在回想起来这部片子还是有些反叛精神的，敢于去挑战当时的一些禁区吧。

周夏：当时这个电影为什么要组织一些工人评论员呢？

史蜀君：我们上影厂的每部影片都请他们来的，这是个传统，上海工人文化宫有一个工人影评组，他们对上影厂的影片非常熟悉，很老练的，所以讲起来完全像师傅在训徒弟一样，后来我的影片再也不敢让他们看了。欣慰的是大学生看了还是蛮喜欢的。

周夏：当时很多女导演的处女作都是一炮打响的。

史蜀君：对，下功夫比较多，努力想拍好，想证明自己。另外也很兴奋，第一次拍戏嘛，积蓄的创作欲望也非常强烈，很有激情。有一次，在武汉的一个剧场放样片，看完以后，演员王伟平突然大声地叫着：“导演，太棒啦，等着领奖吧！”他的快乐也感染了大家。

周夏：当时您所有的精力都是完全扑在这个戏上。

史蜀君：对，那时候我很累，我觉得很疲劳。每天拍完戏以后，回到宿舍晚饭我是不能吃的，一吃就有呕吐感，所以我同宿舍的人，就是演罗燕妈妈的那个演员朱玉雯吧，她每次都把饭拿来以后，搁在那儿，等我休息了，睡一个钟头以后再叫我吃饭，很多年我都是这个习惯，就是拍戏累了以后回到家，晚饭一定不能吃，一吃就想吐，就是要先缓一缓。另外，平常我是一个很懒散的人，但拍戏不能懒，我经常在家里睡懒觉，看看书，翘着个脚什么的，家务事也不大做的。但是一拍戏我就成为一个很勤奋的工作者，脑力加体力，导演一定是双重的压力，消耗得很厉害。

周夏：第一次做导演除了辛苦，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吧？

史蜀君：嗯，这部影片在当时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电影很少，每年也就大概几十部吧，张艺谋这些大腕儿们还没有出来，谢晋的一些戏又跟我这个类型不一样，而且青春片这个题材过去也几乎是没有过的，很清新，很向上，镜头运用没有陈旧感，这个戏到现在来看还是蛮舒服的。所以一下子在年轻人当中蛮红的，他们蛮喜欢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开国际电影研讨会，当时有几个大导演，美国《出租车司机》那个导演斯科西斯，还有拍《楢山节考》得戛纳大奖的日本导演今村昌平，他们都来参加我们中国的研讨会。我们一起参观长城，然后底下就有一些大学生大声呼喊我的名字，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就是粉丝。《女大学生宿舍》是我很重要的一部作品，差不多现在四五十岁的人呢，包括一些中央的领导，见到我总是这句话：“史老师，我们是看你的影片长大的”。我说好，就这一句话就足以安慰我一生了。

周夏：国际电影研讨会开展了哪些活动，您的收获有哪些？

史蜀君：主要做电影交流，放中国电影，也放国外的电影，只有在这种研讨会上，我们才有可能接触这些优秀的电影。把这些大导演的片子拿来看，然后讨论，我们吸收了很多国外大导演的东西。那时刚刚开放，我们像海绵一样的在吸收，当时我们感觉真的是活在一个文化艺术氛围里，他们有些导演就谈了他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斯科西斯说，他从小有哮喘病，很瘦弱，是在电影放映间里成长起来的，看了无数部电影。当时我们觉得好幸福啊，我们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看电影要抓阄啊，比如看日本的《生死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的，一个导演组就只有三张票，然后抓，抓到了才能去看，连桑弧这样的大导演也要抓阄，学习机会很少的，每次大概只能有十来个人去看。所以这种国际研讨会机会是很难得的。

周夏：《女大学生宿舍》当年的票房怎么样？

史蜀君：以前票房我们是不关心的，但据说蛮好的。好像武汉大学他们就买了拷贝，就是每年新生入学都放的。这个戏是43万元的预算，我们用39万拍完的。我的导演分镜头费是800块钱，就是全部的酬金，那时候非常艰苦，基本工资就是50多块钱，这800块钱我除了给每人送点礼物外，还请大家吃了一顿，那时候也没有考虑酬劳的问题，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大家就一心一意搞艺术，追求一些所谓艺术上的高度吧，大家都很单纯，那个年代就是纯真的年代。有一个对比，那时候我们跟香港的导演接触，我就讲这部片子国内观众的评价怎么样。他说我们不讲这些，我们只讲票房。那时候琼瑶也跟我讲，她说一部电影出来，大家赶快去看那个票房指标，她说第一天的第一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口碑要传出去嘛，他们非常在意这个票房的。现在我们也是这样啦。

周夏：这部影片获得了当年的国家文化部优秀片奖，相当于现在的华表奖，这个奖给青春片并不多见。

史蜀君：当时夏衍给的评价很高，他很喜欢这部片子，丁峤看完以后跟我拥抱，他说这是一部很可爱的片子，这些学生非常可爱，他们觉得很好看。后来1984年我就到捷克去参加第二十四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了，这是社会主义的电影节，以苏联为主，包括捷克、波兰、东德一些国家，是蛮古老的一个电影节，世界九大电影节之一。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影片很开放的，人性论争论得也很厉害。还有朝鲜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朝鲜代表团很有意思，他们每个人都穿的像制服一样，每个人胸前是一个金日成的像章，手里拿一个金日成的语录。当时我就在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他们没有彩色胶卷嘛，也没有照相机，然后就整天拉着我跟他们拍照片，我当时很心疼，我想我一共才三卷彩色胶卷，给他们拍了十好几张，但是拍出来也没法寄给他们，我们跟他们也不通信的嘛，所以最后还在自己手上。

周夏：这是您第一次出国吗？

史蜀君：是啊，那时出国的机会还是很少的，第一次到捷克卡罗维·发利这个地方，是一个旅游胜地，温泉之城，非常美。历史上很多王公贵族、大的艺术家、作家的别墅都在那儿，他们在那儿休养，写作。

周夏：您的影片在电影节反响如何？

史蜀君：当时我们没有任何准备，甚至连一张大海报都没有，我们看国外那些海报铺天盖地的，我们有一张很小的海报，本来想贴出去，一看太寒碜了，就拿下来了。然后通知我今晚放我的电影，开始我还没有什么担心，后来就觉得怎么看的时候剧场一点反应都没有，很安静很安静，比如在国内放映，好笑的地方一定是有笑声的，结果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越看越心里发毛，我就进入了一个被审判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我想拿这个电影来太出洋相了，我觉得很丢脸，一直如坐针毡地忍耐了大概一个半小时。放完了，观众突然全体起立，鼓掌好长时间，你知道吧？我这一下子很激动，我觉得他们看懂了，明白了。出剧场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过来说“我们很久没看到这么好的中国片子啦”，对于他们来说很新鲜，可以了解中国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当时有一个评委是苏联很有名的一个演员，她说小时候我很艰苦，跟片子里女主角一样的，我估计她后来可能投了票，他们电影节主席也过来祝贺。他打趣说：“你这么年轻，应该还在学校里读书吧？怎么当上导演啦？”那是我第一次参加电影节，而且在洋人当中我们的影片得到肯定，我很兴奋的，回到我的旅馆以后，我整个一夜都没有睡觉，那时候就觉得好像给国家争光了，蛮光荣的。本以为结束了，没想到几天以后，就通知我说要领奖，安排我坐在前排，就演奏他们那个电影节的歌，同时四个人拉着一面会旗从前排走过，然后我上去领奖。处女作大概有三部得奖的，我是第一部，最佳处女作导演奖。我穿了一件旗袍，是从服装组借来的，回来的时候发现后面的牌子还在呢。我觉得这次以后呢，给了我很大信心。

周夏：那就更坚定您走导演这条道路了。

史蜀君：对，这次给我很大鼓励，应该算是开门红。

周夏：这个期间您也看了其他国家的一些影片。

史蜀君：那当然了，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看片子，那时候看外国片子机会很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题材，觉得题材非常广泛，手段也非常丰富，有故事片，也有纪录片。当时那年得大奖的是《托尔斯泰》，导演和主演好像是格拉西莫夫吧，《托尔斯泰》那个广告做得铺天盖地的，那部片子确实他们准备了好多年。拍得也很有深度。

周夏：还有其他的收获吗？

史蜀君：《失踪的女中学生》，我几乎在电影节期间我就酝酿了，回来一个礼拜我就把剧本写出来了。这部影片就是受到电影节一部青春片的影响，不记得是哪个国家的片子了，是写少年谈恋爱的，其中有那么点情节，激发了我要回来写这么一部片子，一部中国的女孩子碰到初恋会怎么样的片子。

11月“上影经典20”系列所有影片均已开票，《绑架卡拉扬》《人·鬼·情》《牧马人》已售罄，《家在树德坊》《假装没感觉》《上海假期》《邮缘》《烛光里的微笑》尚有余票，建议想要观看的观众尽早购买，以免错失经典。购买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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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上海艺术电影联盟：